记忆中的故乡

2022-09-29经典文章

岁月仿佛一列永不回头的火车,还未来得及欣赏沿途的风景,就已到不惑之年。想起我的故乡,一幅幅模糊的画面似在眼前,又远在天边。记忆中的故乡,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◎马正开

马正开不是一个人,而是我的故乡,现为防城港市政府所在地。据说,当年马伏波将军带领兵马一路奔袭,到了这个地方,停下察看地形,认为此地前有海后有山,视野开阔,故命名马正开。从此,马正开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。

儿时的故乡,虽已经过现代开荒,但交通非常不便,最近的学校(冲孔小学)三公里,最近公路(田口道班)四公里,且都是石子路、山路。村子形状呈W型,前海后山,中间是虾塘、水田和坡地。靠近海堤的地方是个大水塘,记得是租给了广东人养虾。水塘堤坝到山脚的地方就是全村的田地,因为是盐碱地,粮食产量自然不高。每当青黄不接时节,人们就会用番薯煮粥、番薯煮青菜来凑数,渡过难关。

村里房子均挨着山边,从东往西,分别是东头屋、中间屋、西头屋,我家在中间屋。东头屋与西头屋之间又隔着一条旧基围,叫“骨头埂”。骨头埂左边是坡地和水田,右边是一平坡,唤作扫把坪,灌木丛生,也有少量坡地,小时候我们在那放牛、打黄蜂,玩乐打闹。

马正开村子不算大,总共也就两三百人,杂姓多,以黄、林、缪、李姓占多数,村民主业是务农,农闲时大都去耕海。据说,旧时有风水先生说过,马正开都属于老虎地,这点在村里妇女身上得到印证:全村妇女在家里都是主人,说一不二,男人们只有服从;妇女们还是干活能手、吵架能手,她们一边吵架一边干农活,工作效率会更高。

那时候,村民文化不高,加上交通信息闭塞,人们都比较信鬼神,大人们经常会去问仙,女仙叫“仙姑妈”,男仙叫“师傅佬”。一旦问了仙,大多是要送小鬼或者白狐,这下生鸡、猪肉等是少不了,还要给利是,少则几十元,多则上百元。人们吃穿用度舍不得花钱,可这事从不敢怠慢,生怕得罪神灵。

能让村里人同心协力的事情是“做社”。社是指田社,就是保佑全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土地神。人们通过抓阄的方式,确定社头,由社头组织挑选各色人等,比如收钱的、备祭祀品的、领拜的、分猪肉的等等。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做社的日子,各家各户出一人,由领拜带着集体祭祀祈福。

我的故乡马正开没有名胜古迹,历史上也没出过王侯将相,却承载了我所有的美好童年。如今,马正开已完全改变了模样,成了城市的中心,儿时的往事,只能在回忆里找寻。

◎阿公阿妈

我的阿公(爷爷)阿妈(奶奶)从旧社会走来,他们出身贫寒,目不识丁。

阿公排行老二,兄弟姐妹五个,那时阿公家里穷,孩子们挨饿是常事。为了不至于饿死,有口饭吃,阿公报名参了军,跟了陈生的部队,当上了一名炮兵。

我最喜欢听阿公讲行军打仗的故事。阿公说,有段日子,为了保持实力,部队到与越南交界的深山老林里“收山(躲藏)”,那里山蚂蝗非常多,会飞的,吸人血,非常恐怖,但是阿公他们坚持了下来。有一次,部队正在埋锅造饭,饭刚刚煮熟,还没有来得及吃,就收到信息,国民党打过来了。众人只好把饭都倒掉,再撒上沙子,收拾武器,赶紧撤离,保持实力。阿公说他们不得吃,也不留给国民党吃。

最值得阿公荣耀的,是阿公在火线上入了党。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,都是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,在战斗当中,阿公始终冲锋在前、不怕牺牲。阿公的耳朵早早就聋了,是当年炮火震聋的,阿公说那是过山炮(野战炮)。由于人特别忠厚,部队让他管钱管米。解放后,阿公本可以留在部队,可那时的人,更加渴望的是土地呵。阿公果断决定:复员回家种地。

当我懂事的时候,阿公看起来已有些苍老。平时劳作过后,一有空阿公就坐在龙眼树下,叫孙子孙女们帮他挠痒痒,然后笑呵呵的乐着。阿公的皮肤是暗红色的,像烧鸭皮,他的手脚都是茧子,厚厚的硬硬的。当我们帮他挠完痒痒后,我们发现自己指甲变得黑乎乎的,大家都惊讶不已,孩子们就跟他告状:阿公不洗澡,身上都是泥!可阿公依旧乐呵呵的笑着,对孩子们说“臭处(淘气)”。

阿妈的生活情况对比阿公,好不到哪儿去。在那个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旧世界,饿死冷死是常有的事。阿妈家里姊妹多、兄弟少,只一个弟弟。令人心酸的是,为留更多粮食养活弟弟,阿妈的父母将她卖作童养媳。好在解放了,作为童养媳的阿妈,得了自由身,这才有阿公阿妈的结合。

阿妈在村里话多是出了名的,外号“多话妈”。无论何时何地,无论见了哪个,都能胡天海地说上半天。那时候,村里离县城远,好不容易出趟街。每次阿妈上街,我们几兄弟都争着抢着跟去。终于轮到我了,我追着阿妈,天不亮就出发,转过几个山沟沟,翻过几座大山头,终于搭上班车,来到县城。阿妈一下车,就不断与人打招呼,有时聊上三五分钟,有时半个钟,走走停停。见阿妈停住聊天,我也到处傻看着,回头一瞅,阿妈不见了,这下急坏了,拼命找,不一会,发现她在某处正与人交谈,比划着什么。

阿妈是一个“吵架王”,这我是亲眼目睹的。小时候我看见阿妈一个人的时候,也经常自己和自己说话,当时觉得很奇怪。现在想来,莫非是在“练口才”?阿妈在村里吵架是排得上号的,至少前三名。整天不是和儿媳妇吵,就是和村里妇女吵,再就是和阿公吵。她一边吵一边干活,更是不得了,一转眼,猪喂完了,菜淋完了,禾割完了,柴火也挑完了。最厉害的一次,是跟“辣椒米”(六婶)吵架,只见两人声音越来越大,最后两人都跳了起来,还边拍手边吵,那个架势就差打起来了,看得我紧张得不行。最后还是阿妈赢了,从鸡毛蒜皮、男女丑事、祖宗十八代等,一一点到,直到对方无声无影。

阿公阿妈是一对苦命鸳鸯。他们从来不打情骂俏,感情交流方式有点独特:农忙时,有啥说啥,分工合作,全程无语;农闲时,无事生非,顶嘴斗气,鸡飞狗跳。阿妈闹得更厉害些,口头禅是骂阿公“老龟精”,然后各种诅咒,咋一听来,不知道的,还以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。而阿公也是神助攻,时不时来一句“猛料”,更加激起了阿妈的气愤。每当此时,我们要么沉默不出声,要么就跑得远远的,尽可能不“惹火上身”。因为他们吵得再厉害,第二天都会一切如常。

我父亲时常说,阿妈是“和老虎睡得着的人”,其实这话并不过分,原因就出在阿妈的热心肠上。村里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,阿妈都爱去帮忙。阿妈见不得别人苦难,文革时期,她自己家没有多少粮食,却偷偷送给被批斗的人。解放军叔叔来填决口的海堤,阿妈热情款待。村里姓缪的几兄弟,横行霸道,经常欺负阿公阿妈。后来他们自己起内讧,甚至大打出手的时候,阿妈是第一个去拉架的人。

阿公阿妈是勤劳本分的农民。如果不是阿公阿妈拼命干活,挣工分,6个孩子肯定要饿肚子。阿公虽然为人太老实,一天到晚专注于耙田梨田,偶尔也会去下海打渔。正是因为如此,家里的稻谷、番薯、芋头、花生堆满仓,还养了鸡、鹅、猪等,确保了吃的不愁。

◎父亲母亲

我的父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农民,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,有的只是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父母爱我们兄弟仨,甚于他们的生命,为了儿子们,劳作一生,奉献一生,忍受着生活的各种磨难,却无怨无悔。

父亲身高一米六八,长的文质彬彬,高中文化(20世纪70年代,农村地区高中文化不多),阿妈跟我说,本来父亲要去当兵的,因被人顶替了名额,没有去成。父亲接人待物方面很是老练,能说会道,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,很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,都以为他是个干部或老师。

儿时,父亲在我眼里是无所不会的。每每遇到问题,问起父亲,总是耐心回答。比如,有时候我会问他横幅上的一个字,有时候我会问他海的那头越南是什么样的,有时候我会问他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,他都能对答如流。父亲对我从来没有说教,没有要求过我要怎么读书,怎么出人头地。我想,他应该是不想给我压力,让我自由发展。

父亲虽然有文化,可局限于家里穷且无人指点,也只能在家耕地,为了生活,甚至不得不接一些重活累活。大概四五岁的时候,村里海堤决口,征调民工,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。那天,父亲穿着一条红色(已掉色)背心,正蹲着用力锤石块,满头汗水,漫过他的眼睛,父亲没有说累,也没有停下来,只是不时抬头看我一眼,或者点着一支烟含在嘴里,继续干活。父亲辛苦干活的场景,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母亲个子不高,一米五五左右,年轻时皮肤黝黑,可能与耕海有关。大概在我一岁多的时候,母亲生了二弟。那天早晨,母亲包着头巾在床上半躺着,小小的二弟,睡在母亲身旁。父亲在厨房忙碌着,柴火大锅正煮着鸡汤,生姜和鸡肉化学反应产生的气味,惹得我直流口水。我左手拿着一个绿色花纹的锡碗,右手握着一个只有半截手柄的瓷调羹,跑进跑出,高兴极了。长大后才知道,当时是家里最艰难的时刻,穷到猪油都买不起,为给母亲补身子,杀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。

母亲决定生第三胎,是想要个女儿。可是造化弄人,结果还是儿子,不仅没有生到女儿,还落了一身妇科病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父亲手关节上又生了疮。由于父母的病痛,本就不宽裕的家庭,更是雪上加霜。生活的压力,对这两个年轻的夫妇来说,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。好在干屠宰的外公紧要时刻接济,才不至于饿肚子。

穷则思变。8岁那年,父母与无数农村人一样,加入了庞大的打工队伍。至今我仍然记得,父母亲出发那天早晨,我一路追着,坐在三叔的鱼塘边上,目送他们,直到过了骨头埂,再也看不见了,才伤心地回家。从此,我成了留守儿童,年幼的我开始早熟,总是开心不起来,父母不在家,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迷茫。

现在回想,父母是非常有远见的。九十年代初,他们就到县城租房居住。我也从村小转学到城里,从此一直到考上大学。父亲打零工(踩人力三轮车、当搬运工等)维持生活,照看我们。母亲去广东打工一直到2008年,前后20年,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,挣的是血汗钱,保证了我们的温饱和读书。

或许,父亲母亲可能对于社会来说,极其平凡,但对我而言,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。

◎放牛娃

辛酉年十月初三,随着“哇”的一声哭,打破了小村落的宁静,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当天,正好是村里分田到户的日子。一大早,禾堂(晒谷场)聚集了全村男女老少,正热烈讨论着分田事宜。阿妈知道我出世,赶紧跑向禾堂,边跑边大声喊道:“我们家又多了一口人,我的大孙子出生了”。众人纷纷感叹,这个小家伙来得真及时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不到6岁我就开始帮家里干活,煮饭、喂鸡、淋菜都不在话下,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放牛,因为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。

一个初冬的早晨,天气渐冷,我穿上阿公给的救济大衣,朝鱼塘走去。这是一头大公牛,威猛有力,它正在鱼塘埂上吃草。从父亲手里接过牛绳,我就盯着它。它一边悠然吃着草,一边摇耳朵驱蚊蝇,吃得挺香的样子,慢慢地我也放松了警惕。突然,大公牛猛地向我冲过来,用它的犄角将我抄起,然后又摔我在鱼塘埂上,半天没有缓过神,我丢开牛绳,边哭边跑着回家。父母见状,吓坏了。母亲一通大骂,并检查我的伤势,还好只是救济衣腋下的地方穿了个洞,身体并无大碍。父亲倒是闷声说了几句什么,听不大清楚。不久,就有牛贩子上门,牵走了那头大公牛。

卖了那头大公牛,家里买回了一头母牛,这头母牛很温顺,仿佛通人性,总是任劳任怨,一家人都特别喜欢它。那时候,家里农活多,我为更多时间玩,经常都是争着去放牛。我们趁着退潮,把牛赶到波龙,一座四面临海的丘陵,上面各类青草丰富,牛可以在那里悠然饱腹。而我们可以尽情地去玩,比如捉螃蟹、钓鱼、摘野果、“摸盲鸡”、“斗芒箕牛”等,一帮小伙伴在一起,总有无尽的乐趣。

某年除夕,我早早就起床,按惯例,我知道,会有好吃的,会有新衣服穿,还有红包领,所以特别兴奋。父母让我先把牛喂饱,好赶紧回家洗澡、穿新衣服、吃年夜饭。我满口答应,叫上小伙伴,把牛牵到扫把坪放。就玩起了小打仗,学着电视里的模样,用木棍当枪,用嘴当响炮,一场没有硝烟的“战争”打起来,坪上充满了欢乐的呼喊声。

我们玩的入兴,完全忘记了放牛这事。直到父母从家里大声呼喊回家吃饭,才发现牛不见了。我非常紧张,一是怕挨骂,二是馋着桌上的肉(那时只有过年杀鸡,平时节日大多是猪肉),想着弟弟已经在吃鸡腿,我内心焦急万分。我在坪上狂奔一圈,也就没有发现牛。阿公见到我迟迟未回,赶紧过来询问情况,让我回家吃饭,他自己往后山走去了。等我们都吃完以后,才见阿回来。原来牛跑到山塘后面,吃了别人的青菜。父母没有责骂我,元宵过后去赔偿了人家。

这头牛陪伴我的童年,有过很多快乐的记忆,但它的死却让我惊恐好长一段时间。那天,天空下着小雨,我们一家人在骨头埂的坡地上拔秧苗,大家有说有笑,边笑边干活,牛也在几丈远的地方吃青草。雨越下越大,突然,天空中闪电交加,随着一生轰隆响声,牛被雷击中,倒在了坡埂边上。母牛死了,怎么也不敢相信,当时我想不明白,天空那么宽,地那么大,一道闪电、一声雷鸣,怎么就能杀死我的牛?

当时正是农忙,最需要牛的时候。人穷亲戚短,我的那些什么叔什么婶的,个个像躲瘟疫一样,避着我们家。好在邻村老缪主动提出借牛,这样才熬过了最难的时刻。

耕了那一春田,家里再没买过牛。

村里父亲父母阿公阿妈